大家好，我是锦锦，关于衡阳国民党欧冠，以及衡阳国民党军官名单相关的一些知识点可能大家还太了解，锦锦给大家总结了一些相关知识点，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一览：

• 1、长衡会战的兵力对比
• 2、为什么衡阳保卫战打了一个多月，外围的援军一个也没赶到？
• 3、当年国民政府军队如何虚报对日战绩
• 4、民国时期陆瑞荣将军
• 5、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政权在短短三年就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 6、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打过哪些漂亮仗？

长衡会战的兵力对比

湖南会战历时三个多月，双方参战人数，国民党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民党军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民党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伤、病、俘、亡在内，国民党军损失过半。国民党军自己公布的数字，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导致国民党军高伤亡率的因素固然复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国民党军的作战意志，一是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

关于国民党军的对日作战意志，历来存有不同的看法。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是中国大陆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该书对湖南会战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归因于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军事实力；认为蒋介石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日军的积极出击，而是主要准备战后权威的确立，尽力对付中共和防范国民党内的非嫡系，没有同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这一观点基本上沿袭了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贯看法。但从前文所述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谓国民党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显然有悖事实。近40万国民党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民党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亦足证国民党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十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重庆《大公报》社论将衡阳守军的死拼硬打誉之为“抗战精神”。王世杰在日记中称道衡阳守城战“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凡此均说明衡阳国民党军抵抗之顽强英勇。论者又有谓衡阳的英勇抵抗，是非中央军将领薛岳指挥的,而重庆统帅部则从中阻挠。而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证明这一说法亦属不实。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拦截了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 。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 。

另一方面，国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亦确然存在。据军令部次长封裔忠日记，1944年6月8日，日军正大举从湘北南犯之际，军事委员会派出封少君参谋长主持在重庆开会讨论各战区作战计划，主要议题有二：一是预防日军北犯陕西潼关，南犯广东曲江；二是“预防共党窜扰后方问题”。6月10日，军令部拟具《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其第一条即要求“第八战区以第一线兵团，依陕东、绥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并监围奸伪。”“如奸伪以抗战口号向西南窜犯时，应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东截击敌人，我监围部队应由东向西逐次向长武、县、邑、正宁方面转移，绝对防止其向该线以西以南窜扰。”此处所称的“奸伪”显指中共军队。同日，蒋介石根据军令部所拟的这一方案，要求封少君分别密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针对如何防范中共，作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可见即使在日军攻势最激烈之际，国民党军亦未敢懈怠对中共军事扩张的防范。

至于国民党军投入了多少兵力监视中共，据军令部次长封裔忠日记：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至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民党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参谋总长何应钦奉命拟定减编方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中共，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民党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是时国民党军共分九个战区。这意味着国民党军至少以一个战区的兵力监视中共。

另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是国民党军官兵的素质与作战能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民党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国民党军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民党军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国民党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定国民党军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国民党军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军编制的缺额，国民党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战时国民党军1个师的编制约1万人，每个师的缺额少则2000名，多则3000名。封裔忠亦认为战时国民党军各师的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具体到湖南会战，据徐永昌当时的估计，国民党军参战步兵约为日军之一倍半至二倍。日军炮兵约为国军的三倍，但因道路补给关系，始终未得充分使用。“战术上敌比我极为集中，战斗上我远逊敌”。就官兵素质言，国民党军更远不如日军。史迪威对国民党军各阶层有一概括性的观察：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蒋介石亦有与此大致相似的看法。蒋曾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蒋在军委会召开的整军会议上援引苏俄顾问的话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民党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日记中亦称：“人人言，中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因士兵多为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战时来华的外国人士，亦多有类似的观察。如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就曾说过，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的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但不幸的是，战时国民党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格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民党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民党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

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战中期，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黄仁宇正在国民党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国民党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3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民党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国民党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工夫，日军在攻击国民党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民党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民党军的弹药。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民党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民党军致胜最有把握的方法。据称在抗战初期，日军最怕国民党军的白刃战。但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军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二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国民党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

军令部次长封裔忠反省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民党军弊端之要着。蒋介石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封少君、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九十九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谈到：“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民党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民党军枪枝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湖南会战虽只是八年抗战中的一个战役个案，却充分展露了国民党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

为什么衡阳保卫战打了一个多月，外围的援军一个也没赶到？

衡阳城陷的责任不在于方先觉及其第10军将士衡阳国民党欧冠，而在于外围的援军。5月29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令他在衡阳固守10天到2周时间，吸引消耗日军兵力后，配合外围援军内外夹击，将日军主力消灭在衡阳附近。然而，在城内坚守衡阳国民党欧冠了40余天的第10军官兵，却一直没有看到援军的踪影。对于近乎“伤亡殆尽”、“弹尽粮绝”的第10军，他们是多么希望援军的到来。据第9战区派出第10军的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在他的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说：“在衡阳保卫战47天的最后两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外围的援军。”我们每夜均在中央银行防空洞上面听我援军的抢声。……援军的枪声好象故意和人开玩笑，忽近忽远，听得近衡阳国民党欧冠了，大家都兴奋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枪声带给我们无限的快慰。但枪声远了，大家不觉又皱起眉头，内心里也不知是怨是恨，抑是希望，乃是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滋味。”援军总不见来，绝望之余的方先觉，给蒋介石、薛岳等分别发出告急电：“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然而，始终没有一个援军到达。所以，当方先觉最后选择了投降道路，对他的部下是这样说的：“好，就是这样干吧！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国家不要我们。” 其实，有些援军也已到达衡阳外围，但不愿意往死里打，打进城内，就等于跳进了火炕。战后日军战史也不失公正地写道：“敌人之援军（3个师）已于其间到达衡阳附近，但经我第40师团迎击后，已弃衡阳而掉头南下。”相反，由于援军不达，“更招致敌人对衡阳之全面日夜猛攻，其攻势之凶猛，如洪水之决堤。我守军堵得东来西又溃，最后竟至无人可堵，无弹可投；衡阳乃不得不陷。”长衡会战，敌我总兵力最多是一对一；而衡阳保卫战敌我兵力却是五对一当衡阳守军在城内浴血苦战时，外围援军救援不力，使方先觉极为不满。将军队视为保持和提升自己地位的本钱，在作战中保存实力，是国民党部队相当一部分将领身上存在的一个顽疾。这个顽疾在八年抗战中时有暴露，在衡阳外围的作战中更是暴露无遗。衡阳保卫战前，蒋介石曾对方先觉许诺说：“希弟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军助弟完成空前大业。”217月12日，即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后，蒋介石即致电第九战区，令第62军由衡阳西北郊猛攻敌背，第79军协同第62军向衡阳西北郊猛进，第63师由北向南攻击，以“速解衡阳之围”22。但各解围部队受命后，行动缓慢。第62军为保存实力，将主力集结于衡阳郊区谭子山附近，仅用两团兵力增援衡阳23。7月20日，这两团兵力曾攻入衡阳火车西站。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往前冲，完全可以冲破日军的包围，与城内守军会合。但也许是担心冲入城内后，与衡阳守军一样陷于日军的包围之中，这两个团滞留于衡阳火车西站，再也不往前进攻。到了7月23日，日军反击，威胁第62军军部及该军左侧后，该军军长黄涛生怕被日军包围，急令这两个团撤回。第一次解围战斗就这样功败垂成。7月25日，蒋介石再一次组织解围战斗。但第62军自衡阳西站撤出后，日军加强了阻击，再也无法重新接近西站。第79军进入西郊后，一直与日军在贾里渡、铜钱渡、鸡窝山一带形成对峙状态，不能前进。7月27日，蒋介石令第46军、第74军一部投入战斗。第74军第58师曾占领衡阳郊区的鸡窝山，“已经遥望衡阳，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可能与守军取得联络”24，但这时第74军副参谋长丘耀东竟无缘无故地下令他们后撤。至7月29日，“各路援军被击退”25，第二次解围战斗也遭失败。8月2日，蒋介石组织第三次解围战斗。但至8月7日，各部没有任何进展。当晚，解围部队发起所谓总攻击，但至五里牌附近即被日军击退。这样，一直到衡阳失守，援军都未能到达衡阳。

当年国民政府军队如何虚报对日战绩

抗战八年中衡阳国民党欧冠，中国军队付出了极大代价。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到底消灭了多少日军衡阳国民党欧冠，至今仍无却做可信的数据，甚至连每次战役歼灭多少日军，都没有确信的记录供参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有很大关系，那么国民党军队对抗日功绩的浮夸有多厉害？

一、第二次长沙会战

“歼敌人数夸大27倍”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没少虚报

1938年武汉保卫战失败后，日军占领武汉，国民党部队却宣称杀伤日军20万人。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总兵力才25万人，总损失不超过10万人。在国民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检讨“七·七亊变”后一年多的得失，把“谎报军情”称为国民党军队的“耻辱”，要求加以改正。然而这并没有扭转造假的不良风气。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后，国民党第九战区对外宣传时称：“歼敌4万余，俘敌269名，战利品甚多”。在其官方战报中，更是“准确地”报告中方伤亡17426人，日军伤亡48327人。但在战后召开的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怒斥第九战区军官：“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也就是说，对比官方战果中的269名俘虏，第九战区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战果整整夸大了27倍多。不仅大的战役，一些小的胜仗，在对外宣传中也往往加以夸张。仁安羌大捷后，国民政府对外宣称中，日军死亡人数1200人。但当时远征军高级将领罗卓英给蒋介石的战况报告则指出日军死伤约500余人。在远征军美方指挥官史迪威的日记中则记载“38师重新占领了仁安羌，击毙了400名日本人”。也就是说仁安羌大捷中日军死伤人数应该在400～500人左右，这个数据应该更真实，而并非国民政府所说的“遗尸1200具”。

二、层层加码

神话式“战报”产生

对于虚报战功的不良风气，国民党中央表面上严厉管制，实际上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有意纵容下属造假。有国民党将领回忆说：“有时日军攻占某地后，若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遇此情况，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对此，国民党中央“明知之却不予以揭穿，反而因时乘势，推波助澜。”甚至有时国民党中央机关主动鼓励和要求下级部队虚报战绩，并以夸大的数字对外宣传。据时任国军第18军18师参谋长的赵秀昆回忆：“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曾通令部队，为了‘国际影响和鼓舞士气’，对于战场伤亡和毙、俘敌军可以‘以一报十’，而各部队又据此层层加码，于是，神话式的‘战报’就出现了”。

上行下效

虚报战功之风愈演愈烈

上下的军官都在虚报，最高层也不例外。台儿庄会战结束后，战区指挥官向蒋介石报告的歼敌人数是2万余人。而当蒋介石向外宣布时，数据却成了“是役敌死伤3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坦克40辆，大炮50余门，俘敌无数。敌板垣及矾谷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1946年，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出版抗战期间曾任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其中统计称：八年抗战，日本陆军伤亡241．85万人（其中死亡48．37万人）、后勤部队伤亡34万人、空军伤亡4280人。而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中记载，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到了抗战后期，虚报战功之风愈演愈烈，在有些战况报告中，甚至经常出现一些明显而荒唐的错误。1944年，国民政府宣称“长衡会战”取得重要战绩，其中提到击毙日军少将大桥彦四郎。实际上，大桥军衔为大佐，所在部队没有参加衡阳之战，衡阳国民党欧冠他在关岛而不是中国境内阵亡。

战史点评吹出来的战功，换得升迁

对于国民党虚报战果的作法，有观点认为，在战时，为了鼓舞士气提振民心，交战双方在对外宣传时往往会夸大自己的战绩，同时把自己的损失往小了说，这在各国的战时宣传中都曾存在。同样，国民党高层也以“鼓舞士气”“提振民心”“争取外援”为目的，夸大战果从而有利于宣传。然而，不可否认，除了振奋民心和争取援助外，国军在抗战中愈演愈烈的“虚报夸张，以败作胜”的作法，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谋取私利。国民党军队内部采取传统封建式的“论功行赏”的晋升办法，许多军官把战功当作加官晋爵的跳板。为了顺利升迁，下级军官不惜弄虚作假，上级军官也可以因此得利。1939年余汉谋上报所谓“粤北大捷”战报以后，其上司张发奎明知有误，却照样报告中央，理由是“既然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同他作对。于是，我利用‘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战区司令长官。”事情的结果是，余汉谋和张发奎靠着这个吹牛的战功同时得到提拔。既然虚报战功者非但不被制裁，还可以获得晋升，省时省力而不冒风险，那其他人“何乐而不为”。虚报者无视国法军纪，抛却心中道义，把个人私利放在了第一位。对于那些实情实报而不夸张的将领，不仅得不到赞扬，反而认为是“不知变通”甚至“不识时务”。更严重的是，抗战时期民众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节节败退非常不满，而蒋介石和高中级军官为了巩固国民党统治，急于收拢人心，需要有一些大的战绩来维护颜面。只有下级多报战功，中央才可以授意报纸、广播大肆宣传，如此上下心意相同，虚报战功就成为自然的事情了。

造假成风，战场实际情况靠猜

虚报战功这种行为，也许能够在一时之间制造出正面效果，但同时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恶果，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就连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都感痛心。他曾愤慨地说：“由谎报战果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由于谎报军情之风泛滥，下级汇报的作战数据虚假，上级机关难以获得真实的战场信息，只好在照抄照转的同时，靠估算和猜测来判断实际情况。下级夸大事实，又容易给上级造成错觉，往往高估部队战斗能力。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公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介石则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民党军8000人，蒋介石则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而日军也渐渐摸到了很多国军部队每战必夸大战果的规律，时常有意识地制造假象。《孙子兵法》中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虚报战功则人为扭曲信息，影响对敌我的认知。以错误的判断去指导作战，后果可想而知。国民党军在抗战中屡屡失败，与此有重要关联。

信誉受损，国际援助出现反复

1943年7月，蒋介石授意下属向国际通报湘鄂作战情况，时任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了英美等国家的反应：“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美国方面同样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一般印象似认中国统帅部对于战情粉饰逾分，不愿承认挫折，失败更无论矣。’”他还说：“故中国每日夸张胜利，对于美国人民仅能产生恰然相反之效果”。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弄虚作假的行为，大大降低了中国战场在英美等国人士心目中的份量，使国际援助活动多次出现反复。总之，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出现虚报战功的行为，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党一己的私利。但是，通过这种手段来谋利，只能蒙骗于一时。它在让某些个人短期得利的同时，腐蚀了国民党的肌体，造成更大更多的作战失败，降低了国际国内的支持与帮助。军队虚报战功给国民党自身造成破坏，也使对日斗争出现了更多的困难和挫折，给抗战大局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支持，不断提高战斗力，屡屡战胜强大敌人，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这与国民党军队的做法和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虚报战绩的做法，明确提出要引以为诫。在此方面，也涌现出很多典型事例。例如，在孟良崮战役中，各部队把战报报到司令部，指挥员忙着开庆功会、总结会。指挥员粟裕认真地反复核对战报，仔细计算敌方战死、战伤、俘虏、击散的详细数字，发现有些数字对不上。他立刻警惕起来，命令部队不要松懈，继续寻找敌人，终于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发现了溃散后主动收拢的七千多敌人，并加以俘获。人们均对粟裕表示赞扬和钦佩。

民国时期陆瑞荣将军

陆瑞荣　（1893—1979）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将领。别名海泉。新田骥村人。十四岁赴粤从军。参加同盟会。1925年任广东革命军第八旅少将旅长，参加第一、第二次东征。因讨伐陈炯明有功，擢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中将副师长。次年率部参加北伐，进军福州，转战浙江。在国共合作期间曾与苏联顾问鲍罗廷过从甚密。后离职去苏联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赴德国考察军事、政治，回国任国民党第二师中将师长，旋改任国民党中央军委高级参谋。抗战期间，任敌后苏鲁皖三省游击副总指挥，曾在苏北同新四军抗击日寇。抗战胜利后，当选国大代表。1948年随程潜回湘组织国民党省政府，兼省府委员。次年底，与欧冠、曹茂琮同时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潜往台湾，任台湾国民党中央军委点验委员会主任委员，复当选国大代表。1979年7月病故于台北。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政权在短短三年就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日本军队到了村子里面，村里面人都跑了，粮食都藏了起来。后来，国民党军队也到了村子里面，吆五喝六抓壮丁，还抢老百姓的粮食，后来老百姓看到他们也往山上跑了。解放军来了，人民军队来了，开始也往山上跑，下山之后发现家里的东西一个都不少。水缸里面的水都是满的，柴火也有人劈好了堆起来，拿走的粮食上面都有借条，还有放了银元的。再后来，老百姓看到解放军来了，再也不跑了。帮助解放军建立新的世界！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打过哪些漂亮仗？

淮阴战役 1946年6月衡阳国民党欧冠，内战爆发。薛岳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衡阳国民党欧冠，指挥所属部队向苏北、山东进攻。

7月中旬，薛岳指挥部队分三个方向向淮南、淮北和苏中进攻。

7月16日，5军主力和74师、7军各一个旅（师）进攻淮南。至7月29日，解放军损失数千人，被迫放弃衡阳国民党欧冠了淮南解放区。淮南失守后，苏中和淮北失去了侧翼，从长江北岸衡阳国民党欧冠的南通一直到山东摆成一字长蛇阵，形成了解放军分兵把口，兵力处处薄弱的局面。

就在淮南战役前，粟裕已经得到了国军进攻的准确情报，率先于13日出击苏中宣家堡和泰兴。由于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指挥无能，至8月底国军损兵4万，陷入困境。不过，这次作战国军也不是一无所获，第一绥区主力使解放军伤亡1.6万人（将近占了苏中解放军兵力的一半），消耗了解放军的兵力，并将解放军华中野战军主力牵制在了苏中，有效地策应了国军在淮南和淮北的作战。

就在淮南和苏中酣战之时，国军于7月18日向淮北发动了第一期攻势。左路28师和57师一个旅21日到达曹八集、双沟一带衡阳国民党欧冠；右路7军击退解放军华中九纵的阻击后于23日占领灵璧；中路69师在58师一部的掩护下于25日攻占朝阳集、渔沟、双沟一线。27日，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反击69师，激战两昼夜，击溃其两个旅。此时，薛岳趁解放军主力西移之机命令7军东犯，至7月30日，相继占领五河、泗县。解放军被迫东移。8月7日，解放军主力围攻泗县，由于战况不利于9日撤出战斗。

8月19日，参谋总长陈诚在徐州与薛岳召开军事会议，商定进攻淮阴的战略计划。会后，国军兵分三路：以李延年集团为中路，主攻淮阴；北路冯治安集团进攻台儿庄、鲁南，以牵制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南下的后续部队；第一绥区李默庵集团在苏中继续钳制住粟裕。

8月底，在完成了进攻两淮的准备后，薛岳指挥李延年兵团分三路进攻运河以东。北路58师在朝阳集、渔沟与山野对峙；中路69师动作积极，27日占濉宁，29日克宿迁，摆出了一副进攻沭阳的架势；南路7军于31日攻下洋河镇后即在泗河上架桥，扬言要在泗阳与解放军决战；而担任主攻的74师则隐蔽在7军后面跟进。这个部署“明攻沭阳，实取淮阴”，但在战役实施中却让人感到，国军既可能“北攻沭阳，断敌归路”，也可能“南下泗阳，攻取淮阴”，使得对手弄不清国军的真实意图。因而，虽然在战役开始前山野就知道了国军进攻淮阴的计划，但司令员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仍然上当，认为薛岳的主攻方向应为沭阳，从而将山野主力部署在了宿迁、沭阳、渔沟之间，在泗阳只放了一个久战疲惫的华中九纵，而淮阴更未布置一支有力部队，这给了7军和74师可乘之机。9月10日，7军突然南下突破九纵防线，于12日攻占泗阳。13日，74师越过泗阳，投入战斗。陈毅这才发觉上当，急调5旅、皮旅、淮南军分区各部队赶赴淮阴布防，山野主力南下攻击74师侧翼。中共中央军委也电令粟裕火速北援淮阴。但薛岳已命7军除一部协同74师进攻淮阴外，主力在来安、泗阳组织防御，阻住了山野主力的增援。而此时粟裕已围攻海安十多天，部队疲劳加上国军空军的袭扰，要撤退谈何容易。18日，粟裕部到达淮阴附近，未及投入战斗，19日淮阴即告失守。20日，74师击败华中6旅，攻克淮安。淮阴战役以国军获胜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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